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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气,一定有用!

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17-07-26 12:00 浏览次数:
生气,一定有用! 金建光
但是我爱台湾,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,因为我生在这里,因为我的父母兄弟、我的朋友同事、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、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———他们,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,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、生活。
——龙应台(《生气,有用吗?》)
前几日,就“理想主义”的话题与朋友激辩,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点理想主义情怀,应对社会不良现象大声说不,用实际行动去推动国家的进步。朋友则像当年龙应台的台湾读者一样,轻轻地摇摇头说:没用的,国家这么大,靠几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改变它。更何况,改变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?还是活在当下,做好自己就行了!
或许是对的。生活中,我有太多“生气”失败的经验。
小区门口,我劝导一位大妈,不要采摘公用绿化带的花儿,大妈一脸的不屑,配以一句“多管闲事,吃得噶空”的绍骂,让我只能一脸无奈地离开。
银行门口,交警只罚民用车辆,而对停在一旁的同样来办私事的写有“消防”字样的车辆视若无睹。我向市长热线投诉:“交警选择性执法,是对法治,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践踏。”市长热线回答:“他们(警用车辆)也许在执法。”我又说:“我亲眼看见他是来银行存钱的,不是执法,你的答复我不满意。”回答是:“你不满意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坐三轮车,车夫大哥面对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,依然奋力向前,我大叫“停车”,他回过头来,一脸茫然,当听到我的“前面是红灯,这样过去不仅违法,而且很不安全时”,他呵呵笑道:“踏了这么多年车,这样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呢?放心吧,没事的!”说完又欲蹬车,我只能喊出更大的声音——停车,然后在车夫大哥一脸的嘲讽中付钱离去。
分析一下这些失败的经验,很多人会认为我失败的原因主要是:第一,我们的民众素养尚低,他们将那些不文明,甚至违法的事情视为最稀松平常的事情。第二,我们的执法机关执法不够公平,不够严肃。第三,我们的监督机构监督无力,相关人员敷衍失职。
而我恰恰认为,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,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“生气”的人太少。
如果劝导大妈的不只我一人,而是从进出小区每一个看到的人,你说那位大妈还能如此嚣张地“不屑”吗?
如果向市长热线投诉的不只我一人,有20人、50人、100人呢,你说其工作人员还会如此强悍地说“你不满意我也没有办法”吗?
如果那位车夫大哥一闯红灯,乘客就指出来这是违法的,你说他还会如此的“淡定”吗?
至于改变了对我有什么好处?答案已很明显。那样,公共绿地的花儿会绽放得更艳丽更持久;警察的执法会更文明更公平;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;车夫大哥及乘客的安全也会多一层保障。
“活在当下,做好自己”,看似一点不错,可细细品味,觉得实在经不起推敲。因为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: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。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暗流涌动、危机四伏的社会,所以光是“做好自己”也许依然得不到你想要的安全与幸福。
对此,龙应台在《生气,没有用吗?》中也有相似的观点:
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,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。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,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。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;另一半的责任是,你不能姑息、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。
所以,在一个正在成长,尚不够健康的社会里,个人想“做好自己”,独善其身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也许德国牧师马丁·尼莫拉的忏悔诗能进一步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:
在德国,起初他们(纳粹)追杀共产主义者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;接着,他们追杀犹太人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犹太人;后来,他们追杀工会成员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;此后,他们追杀天主教徒,我没有说话,因为我是新教徒;最后,他们奔我而来,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。
所以,如果你爱脚下的这片土地,面对社会的丑恶现象,就大声地生气地说“不”。个人是渺小的,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,但当一个一个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,这些声音汇聚起来,集腋成裘,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生气,一定有用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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